作者简介

朱焘，男，1997年12月生，毕业于江西省任弼时中学。曾为bat登录入口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现bat在线官方网站）2014级历史学卓越班本科生，学术导师张登德教授，学业导师杜学霞副教授。本科学年论文为《从大坟场到大战场：建国初青岛传染病预防体制发展探微（1949——1958）》（指导老师王林教授），并以此参加过华东师范大学第九届全国历史学本科生学术论坛和南京大学第二届茅家琦史学论坛。本科毕业论文是《“土”“客”之间：赣西小三线建设研究——以国营九七四厂为个案的考察（1965-1968）》（指导老师王林教授）。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关注抗战史和劳工政治，相关独著成果将见于《国际汉学》（cssci）、《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学术期刊。

作者问答

问：是什么契机让你写了这篇文章呢？

答：我曾受到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多次指导和帮助，徐老师最近在为《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组稿。今年7月，承蒙徐老师厚爱与提携，建议我可以写一篇回忆录，一方面给三线建设研究“打打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自己艰难而饱含收获的这段历程留下点记录。一开始我是胆怯的，因为自己在这方面毫无成果，算不上书名所言的“研究者”，在段位上仅为业务爱好而已，但在徐老师的连续多天的鼓励下，我决定尝试一下。于是我拿出了自己曾经的田野笔记，重新梳理并增补了很多回忆，由此形成《蹒跚学步，我的江西小三线建设学习与研究》一文。

问：你认为哪些素质是一个历史专业的员工需要具备的？

答：关于学历史的基本功，我觉得有十点：“听、说、读、写、评、闻、出、群、洋、体。”首先是阅读能力，能读懂竖排繁体和文言文，以及多读几本专业的书。

其二是检索能力，这主要分为图书馆电子资源使用与网络资源的掌握。除了中国知网，大家可以打开bat登录入口图书馆的网址，点击电子资源栏目，图书馆尽可能努力地买了很多数据库，应该都去使用一下，另外是网络资源的掌握，一方面是一些电子书、史料的下载网址（我比较推荐这两篇文章《读博以来，师生给的寻书大法》https://www.douban.com/note/524087426/，《大数据时代？历史学数据库及网站最全汇总》https://mp.weixin.qq.com/s/MTMJxBBAvk5KGnGyK8exTg），这次疫情我深感数位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网络检索能力也应该学以致用，不要被搜索引擎限制你的思维与眼界。其三是写作能力。这一点我会在下一个问题展开回答。其四是实践能力。这其实也是个做人的基本能力，我主要想谈的是学业方面。作为历史学的本科生，应该要去尝试做些实地调查，具体操作我想推荐三本书《田野学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查报告集（2004—2010）》《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论、方法与案例》《西樵历史研究：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成果集出》。其五，要有表达能力。比如让你看几则民国资料，你应该要能以自己的话简短转述出来，这以后无论是继续求学还是就业，都是应该具备的。

问：回顾在师大的四年，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答：在师大的收获太多，但最让我受益并总是怀念的有二：其一是老师们。从大一上的第一节课（阎静老师的《中国古代史（上）》）到最后一节课（王德硕老师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都让我收获满满，而且在专业课上我基本一路坚持了“课上尽量往前坐，课后有问题主动向老师请教”的初心。因此直到现在，我还与很多授课老师们保持联系，正是他们的授业解惑和鼓励帮助，才让我每个时段都想保持微小的进步。二是图书馆。大二的时候建了近十年的新图书馆启用了，可以说bat登录入口图书馆重塑了我的思想。尽管我现在仍反对读书唯数量论，但是作为学历史的本科生，应该有较完备的知识储备。在我看来，我现在常去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都没有bat登录入口图书馆有那么多的座位、插座与新书。据说现在本科生一次最多可以借50本了，我真怀念它。

问：对师弟师妹的老员工活有什么建议？

答：在学习上，应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对待专业课应该要有较好的态度。其次是好好利用图书馆，读的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历史学领域，此外还需要看去期刊室看一些学术期刊，像《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清史研究》等学界知名刊物，应该要定期翻阅，不一定要全部看完，挑选感兴趣的看即可，并尝试模仿一些选题、规范，想一想“如果让我来写这个题目，我该怎么写？”作为本科生，最简单的方法是可以把一些你认为在通史教育中没太见到的知识抄下来。其三是多和老师们交流，母校很多老师的研究在学界都是极具特色且水平一流，也隐藏着不少低调的述而不作的大师，但是授课老师们很难顾及到每个员工，应该自己主动。自学难以成才，你若主动，人人皆为伯乐。其四是要尝试学术写作，尤其要原创写作，低年级可以从札记和读书报告开始，到了大三就可以写一些史料分析和研究综述，大四应该要能独立地完成一篇符合规范的学术论文，切忌抄袭，绝不可在知网下载二十篇论文洗稿为一篇就毕业。就中国史而言，我个人比较建议选取一些比较小的题目，从事个案、区域研究，尤其是自己家乡或者山东有关的，这样有利于原始资料的收集，除了我们常用的报刊数据库外，应该主动去实地拓展一些资料，如山东省档案馆和济南市档案馆、长清区档案馆等。就发论文而言，我认为大家切不可为了所谓的奖学金、保研、评优就去花钱买版面，如果一开始就不好好走路，后面的学术不端可能离你也不远了。其五是要关心时事，多看国内外新闻，并尝试带有独立思考能力地去阅读些外文新闻。其六是一定要学好至少一门外语，如果有志于学术研究，应该要达到不用词典可以读懂一篇与你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学有余力，则可以去尝试下其他用得上的语种，能读即可。

在生活上，心态要乐观，多助人为乐，广结善缘，要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另外，对于自己求学的泉城，尽可能多逛逛，校园几千亩，可以尝试每个角落都走遍。最重要的，是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

文章内容

蹒跚学步：我的江西小三线建设学习与研究

首先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老师提供机会，让我能够有机会总结从本科以来的江西小三线建设学习与研究历程。

在阅读一些学位论文和论著时，我总爱阅其“后记”，这往往能看到作者学术写作背后的辛劳与反思。王雨磊教授创办的“学术与社会”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博士论文”栏目，这主要是请作者回忆自己的学习与研究之路，后来结集出版为《博士与论文》[1]，每篇都对我影响极大。没想到自己现在也能够模仿，这与我的三线建设研究一样，皆谓“蹒跚学步”。当然，我尚未发表任何与三线建设有关的文论，明显不能“高谈阔论”，但想起一位老师对我的鼓励：“你不仅在学习知识，更在生产知识。”于是，我开始尝试回忆2017年的夏天…

我的三线建设直接研究缘起，是在2017年7月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优秀老员工夏令营暨第九届全国本科生论坛时，向冯筱才教授请教一些学术写作的问题。当时冯老师说可以陈述一下你未来想研究的题目，当时我回答了“南昌汪山土库程氏家族研究、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关系研究、江西省永新县的第二机床厂(我们平时称之为“二机厂”)外来职工与本地人口研究”三项。冯老师认为第二机床厂的研究可以尝试搜集。受到鼓励后，我一直将此记在心里。半个月后，我有幸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的“2017浙南田野调查班”，到浙江省遂昌县等地区进行了近20天的田野调查训练，这对一名本科生固有的史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产生了巨大冲击。浙南之行也是笔者随后研究江西小三线的直接方法论来源，因此非常感谢冯筱才老师、李世众老师和陈明华老师、王磊师兄等的帮助。

从浙江回到江西家里后，我便在思考：“二机厂的研究能不能也走向田野与社会？”随后我立即到网络上查找相关文献，如果直接搜索该厂名字“江西省第二机床厂”，基本找不到什么信息。事实上，我是在该厂的遗弃厂房出生的，我的外公、外婆历经了该厂的选址、迁入、基建与迁出，母亲、舅舅们也曾都在该厂迁走后的旧厂区度过青春岁月。然而，我以前听到过最多的是这些亲人们讲“二机厂职工吃商品粮，孩子都能穿裙子，二机厂电影院的电影很好看”类似记忆。而当我准备深入了解该厂后，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基本都难以回答，他们对于该厂的来龙去脉，也了解极少。而我对于二机厂最深的记忆，是我在三年级时，就读的永新县希望小学解散，与二机厂子弟小学合并为子珍小学。那一年我近距离看到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同志，也接触到了很多讲普通话的二机厂子弟小学的小朋友，并在随后三年里与他们是同班同学。

直至现在，我还记着与二机厂子弟小学同学肖义华、李咪雯、孙雨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漂亮，即便我们讲着永新话和他们交流，他们依然用普通话回答，直至六年级毕业，仍然如此。时隔近半个世纪，我的记忆与前两代人竟如此相似。但我们却从未想过，为什么他们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诚然，即便是亲历者，很多人都不了解这段历史。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试图走进小三线建设研究。

国营九七四厂1960年部分老照片

国营九七四厂选址地址现状（笔者摄于2018年2月17日）

关于走入的方式，还是需要回到地方文献。我在永新县图书馆查阅地方志、县情书籍后，仍然没有收获，二机厂仿佛在出版文献中销声匿迹，只在读秀搜索中，搜索“江西第二机床厂”时，才发现两则简短的文字：“本厂是1965年由重庆、上海、江西抽调技术力量组成的军工企业,是江西省国防科工办所属机械厂,已有21年的生产历史。现有技术人员120余人,各种金切、热表加工设备600余台,具有门类齐全的金属切削加工能力和先进的表面处理生产线。有取得省计量局二级计量合格证书的气热、力、电、化等计量检测中心,有对液压件和深孔加工的特种加工工艺和能力。”[2]“江西第二机床厂(国营九七四厂)是隶属于江西省国防科工办的骨干军工企业之一,也是国家汽车转向器行业协会成员单位。”[3]这让我对该厂有了基本的了解，至少知道了它的起源与另外一个名字。

为了寻找到更多的信息，于是我奔赴永新县档案馆。然而，档案馆需要介绍信，我一时半会无法开具，档案馆一位稍年长的工作人员说：“你没有介绍信，而且这里只有零星资料，你早点回家吧。”即便我软磨硬泡或苦苦乞求，他仍然坚持原则。尽管碰壁，但我在等待着学校的介绍信的同时，第二天、第三天还去档案馆，不过工作人员表示近期工作事务太忙，希望我缓几天再说。周末过后，我继续来到档案馆，开始改变策略，尝试与一位稍年长的工作人员聊天，并向他请教问题，慢慢地他也骄傲地告诉我，上世纪末他毕业于某重点大学历史系，自称近年来主攻党史和永新民俗，并且试图与我讨论王佐、袁文才案，卢德铭牺牲之谜。我从小耳濡目染“红色永新故事”，对此正好也有兴趣，与他畅聊一上午，但下午还是没能看上档案。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我的坚持与陪聊没有感动这位长者，却打动了一位刚从江西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入职档案馆的年轻人，由于当时档案没有数字化，只能调纸质档，快下班的时候，他试图给我调档，但由于没有找到库房钥匙而作罢。

江西永新县档案馆外景

江西永新档案馆办公室一角

国营九七四厂基建初期文件

国营九七四厂自办《简报》

晚上到家后，我在想是不是我已经陷入绝境，我不甘心，并努力回忆在浙南田野班遇到这样的情况时老师们是怎么办的，我想起了和李世众老师去访问一位老人，尽管我们是由村委会主任介绍并带去的，但他对我们的访问一点兴趣没有，很不想回答问题。但是他作为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其口述至关重要，并有助于我们理解区域社会。李老师见陷入僵局后，赶忙帮他做农活，并连忙致歉耽误其时间，我们这些员工也帮他夫人摘豆角，很快这位老人就敞开了心扉。事后，李老师说起他的经验源于他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访学期间，一些摩门教徒试图进屋传教，一般进来后会帮人做一些如洗碗扫地的杂活，并尽可能不耽误别人原有的计划。这也让他感觉到田野调查可以对此加以借鉴。

因此，我再去档案馆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表示，我非常理解他们整档的忙碌，以及下乡扶贫的艰辛，愿意帮档案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分担他们的辛劳，办公室主任表示没有必要，让我过几天再来看档案。可我并没有走，我注意到档案馆坐落于县委大院内，是一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独栋二层红砖房，室内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干净，并打听到该单位在编共5人，局长去南昌治病，一位休产假，一位被借调至县委，实际上当时档案馆只有这位长者和一位刚入职的技术人员，他俩还经常要轮流下乡扶贫。永新县为了完成脱贫摘帽任务，周末也常加班，因此这两位常处于疲劳状态。于是我拿起扫把帮忙扫地，并整理了一下较为凌乱的办公室，还给饮水机换了一桶新水，又和那位年轻人交流怎么写公文。当永新县纪委一位文员来档案馆学习文件整理时，见到我在闷头干活，误以为我是档案馆职工。

突然，办公室主任和我说起，他也对二机厂感兴趣，还访问过不少老职工，他开始问我一些问题，试探我是不是真的要研究二机厂。见我基本都能回答，他才开始告诉我该厂建立的大背景是三线建设，并从档案库拿出一份上世纪90年代的文件给我看，这份文件是该厂军转民后的1997年工作计划，正好是我出生那年。不知他是有意为之，还是随手拿的，他让我读懂这份文件后再去找他。这份文件并没有太多的信息量，我很快向他释读。可我并不满足于只看这一份文件，这种如饥似渴的状态让他直言：“我接待过湖南大学的教授、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你这孩子与以往的查档者不同啊！”天色已晚，又到了档案馆的下班时间，记忆中那天回家路上的晚霞很美，我暗暗告诉自己：“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它了！”

第二天再去档案馆时，尽管他俩还是很忙，但这位长者开始愿意多给我几份档案阅读，我试图通过目录调档，但他找了很久和我说没有全宗目录，也没有文件目录和档号。为了不破坏刚建立的信任，我不好意思过于麻烦别人，只是默默读着他随机给我的纸质档案。偶尔他还过来与我一起解读，比如一份1966年二机厂的工资表，这是那时候我读到的该厂年代最早的档案，他分享了他访问老职工时亲口说的工资与该表的出入，告诉我使用档案写文章应该要多用旁证，他突如其来的指导，令我感觉到十分温暖。在档案馆的这段时间，我大概知道了二机厂的基本情况：该厂旧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源口镇秋溪大队耙陂村五里排地区，经纬度大概为（N26°49′47.68″，E114°05′33.40″），军番名为国营九七四厂，是根据国家一九六四年和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小三线建设规划兴建的第一批半自动步枪厂 ，于1965年3月7日开始基建。建厂时位于江西省永新县秋溪大队，即井冈山山脉七溪岭之下，隶属于江西省国防工办领导。1976年6月遭遇特大山洪，损失惨重。1984年完成搬迁至永新县火车站旁边。职工最多时有6000余人。80年代末逐渐完成“军转民”，2005年7月破产改制，现在仅有十几个员工。

由于我那年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大学的夏令营，还参加了浙南田野班。回到永新时，距离大四开学报到只剩下半个月左右。除周末无法查档，我其余时间基本是在档案馆度过的，但其实我只看到了不到二十份档案。我向档案馆告别时，这位向来严肃的主任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2017年9月，我回到bat登录入口后，便开始广泛阅读三线建设研究相关的论著和资料。在准备研究江西小三线建设前，我只在当当网购书推荐页面上看到过徐有威老师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因为我每日晚饭后都会从图书馆一楼东边书架走到顶楼西边书架，在二楼西看到过徐老师《民国时期的土匪》和《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的译著，当时心想，这位老师的研究很特别啊。认识徐老师后，发现他的微信个人签名赫然注明“特务、土匪、小三…线”。

事实上，徐老师是在民国史领域取得成就后，又开辟了一项新的研究。尽管研究前景未知，但却投入了所有精力，这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另外，我还在五楼东浏览过陈东林老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但我知道，这些远远不够。

因为背景知识的匮乏，我决定系统地阅读相关研究。首先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再学习，尽可能找到多版本的国史教材或通史性论著，这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郭德宏、王海光和韩钢老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香港中文大学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次是精读以徐有威老师团队为主的论著，并从其参考文献中整理可以进一步阅读的研究成果，也在知网、读秀等数据库搜索相关的研究，将所有目力所及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学术编年；其三是试图读一些原始资料，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其四是阅读一些和江西地方史有关的论著。在本科期间，我的学年论文写的是中共与青岛传染病防治问题，我自认为对山东地方史的了解远远多于江西，所以当时也泛读了一些江西区域史的书籍，包括《江西通史》、部分民国至当代的方志，即使是与三线建设不太相关的黄道炫、梁洪生、罗艳春等老师的研究也都在我的涉猎范围；其五，王保宁老师建议我不能“就厂论厂”，学术写作往往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所以我试图去阅读一些社会人类学出身学者的书籍，尤其是“关系研究”相关的，直至现在，我仍深受林耀华、阎云翔、项飙等前辈的研究影响，这些书都极具有方法论意义。大概一个月后，我初步掌握了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的动态。但在2017年10月初，我没有获得本校保研资格，原先的研究计划被打乱了，这意味着我无法如愿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或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读硕士研究生。在老师们的建议下，我立刻停下了江西小三线建设研究，从10月中旬至12月24日，全身心备考。因为考研准备时间太短，那段时间里，我换上了诺基亚老人机，希望心无旁骛，但偶尔总会浮想起1300公里外的二机厂。得益于对三线建设研究的梳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备考，最令人轻松，也考得最为理想。

2017年12月25日，考研结束后的第一天，我并没有像高考结束一样如释重负，或狂欢几日，而是重新回到了三线建设研究的阅读和梳理中，并很快联系本科导师王林教授，表示自己希望重拾遗落的岁月。在bat登录入口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王林、田海林、王保宁、刘本森等老师的指导和关心下，我决定尽快去搜集更多一手资料，并试图做一些与二机厂有关的访谈。考研结束不到一周，我和杨洋从济南飞往南昌，在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方志馆查阅资料。其中花时间最长的是在档案馆。

江西省档案馆、方志馆和吉安市档案馆

笔者在江西省档案馆抄录档案选摘

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只能用纸笔或电脑抄录，并只提供有限的复印服务，严禁摄像，而且2017年底数字化还很不理想，档案馆的电脑只能提供目录检索，通过该系统申请调卷。由于国营九七四厂系军工企业，在当时的文件中都盖有“绝密”或“保密”的章，即便这些文件是1960年代的，早过了《档案法》规定的保密期，但档案馆工作人员仍认为我们没有权限阅读。根据检索系统，与小三线建设相关的文件目录可能有几千条，但与国营九七四厂直接相关的却只有几十条，我认为历史研究不是“大家来找茬”，更像是“拼图游戏”，需要从海量的文件中寻找蛛丝马迹。所以我是先看目录，寻找它们之间的逻辑，然后尽可能全部调卷，本想看完这几千份文件，但现实是残酷的，很多都是所谓“涉密文件”无法调阅。所以我能看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由于每个档案馆文件整理分类不同，我所调阅的档案基本都是装订好了的一大卷，但是能看的可能只有几页纸，档案馆工作人员为了不让我看到几页纸之外的材料，每一卷不能看的部分都会用旧报纸夹起来。

从江西省档案馆的资料中，我开始逐渐感触到江西省小三线建设的历程，江西省是重要的小三线建设承载地，仅吉安市就有许多家小三线企业，如位于永新县的江西第二机床厂、赣江化肥厂和永新汽车修配厂，位于吉安县的江西电工厂、吉安化工厂、江西机械化工厂，位于泰和县的庆江化工厂、经纬化工厂，位于安福县的江西连胜机械厂、江西钢丝厂、江西量具厂、江西立新机修厂、江西锻压厂…

实话说，江西省档案馆的服务质量远超很多同级单位。在馆内的十几天里，我一人就申请调阅了可能有几百卷档案，因为每卷只能阅读那么几页，我经常在几分钟内就换下一卷，而调卷需要从四楼库房调至一楼，这给档案馆工作人员造成了很大不便，但他们毫无怨言。我内心十分愧疚，但又没有办法，因为在南昌吃住的每一天都需要几百块钱，而且临近毕业，时间紧迫。此时我又想起了李世众老师，我希望能够帮档案馆的老师们做些事情。我注意到江西省档案馆干净得可怕，无需我像在县档案馆一样打扫卫生，但档案馆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里偌大的查档室只有我和杨洋两位查档者。档案馆的工作可能比较乏味，一位中年工作人员总过来打量着我，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渴望唠嗑的欲望，于是我决定边抄档案边陪他聊天解乏。我们相谈甚欢，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不仅帮忙协调每次多调些卷，而且常授予我查档的技巧，还开玩笑说到如果我有空可以帮忙辅导一下他小孩的功课。正是由于这样的友谊，我在江西省查档非常顺利。不过江西省档案馆开放时间极短，每天9点半开门，11点半就闭馆，15点再开门，17点左右又闭馆。在最后几天，我预感到档案可能抄不完了，便在与这些档案馆工作人员聊天中表达了自己的困难，没想到他们决定中午在阅档室给我留个门，让我上午多调些卷，可以利用中午的时间看档案，并且有几次中午还问我吃不吃便当？我想，学术研究的乐趣不正体现在这种人性的细节之中吗？

江西省档案馆旁边就是省方志馆，它下班的时间似乎总比档案馆晚一些，所以我是利用下午17点后的时间去方志馆，方志馆藏的资料大部分已做成了数据库。我在济南阅读前人研究时，注意到有学者引用了江西省国防工办编撰的内部文稿《江西省国防工业志》，当时在学校图书馆和网络上都无法见到全文，这果然藏在方志馆里，但工作人员却说涉密无法查看，令人遗憾！我试图与当时负责方志的老师沟通，但她仍坚持不能开放阅览。以前有老师教过我，任何访谈最好都留下联系方式，我也将每个工作人员都视为“一座博物馆”，他们可能会传授与我不一样的知识。正是由于留下了联系方式，而后在方志馆查询资料就更为方便了。

在南昌的这段时间，白天我在查档，晚上我继续梳理三线建设的学术史，那时候遇到一个困难，我发现徐有威老师指导的员工的学位论文都无法看到全文，甚至无法看到题目，只能通过徐老师写的《中国地方档案馆和企业档案馆小三线建设藏档的状况与价值》一个注释，大概了解到上海大学近年来培养了多少研究三线建设的员工。当时我认为如果不知道这些论文的具体情况，显然不能贸然研究三线建设，极有撞题风险。我立即联系在上海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他也帮我查了自建学位论文库，没有任何收获，甚至去图书馆找，也没有看到纸本。

我又想办法联系bat登录入口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的一些青年教师，希望他们能帮忙联系上徐有威老师的员工。幸运的是陈静老师说在她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同学李辉曾经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李辉老师很快给我推送过来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霍亚平师姐的微信。这位霍师姐是李辉老师在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妹，当时她已经是徐有威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加上霍师姐微信后，她非常热情，解释了可能看不到全文的原因，将上海大学的三线建设研究情况悉数告知，并详细陈述了徐老师指导的这些学位论文的选题、内容与进展。我也冒昧将霍师姐当作访谈人，请教了她许多问题。霍师姐对我的帮助不仅是学术史，她作为一个前辈研究者，分享了她许多的经验教训，还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结束在江西省档案馆查档后，我并没有直接回永新县，而是去了吉安市档案馆。由于有了一些与档案馆打交道的经验，我认为建立信任并与工作人员搭上生命史的联系，是顺利查档的重要前提。因此，去吉安市的火车上，我就在努力做功课，主要是再次泛读了一些利用过吉安市档案馆资料的学位论文，尤其重点读了我所认识的杨芳师姐《经历、身份与地方秩序重建：赣西南地区“苏区老干部”研究（1949-1958）》和王才友老师《“赤”、“白”之间：赣西地区的中共革命、“围剿”与地方因应》，并记下他们在“后记”是如何感谢吉安市档案馆的。到吉安市档案馆后，工作人员说：“很不幸，档案正在由外包公司扫描，进行数字化工作，所以历史文件一般不能查阅。”还好来之前我做了准备，一方面叙述自己毕业论文撰写的不易，此行我只查和国营九七四厂相关的档案，另一方面提到了杨芳、王才友等前辈曾来馆查资料，他们特别感谢陈小武、罗小刚、刘远春等老师。这位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喜出望外地说他就是罗小刚! 随后他夸赞了杨芳师姐和王才友老师的努力，并表示既然我是他们的师弟辈，现在就带我去和外包公司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查阅档案。可想而知，如果一个查档者给档案馆带来了良好印象，这对他的朋友们有多大的帮助。

随罗老师来到四楼后，我看见了大量的工作人员正在扫描档案，罗老师与一个负责人沟通后，带我去使用一台试运行的电脑，在这个系统中查到了不少与小三线建设相关的档案，其中与国营九七四厂有关的大概有五十几条。由于我查档妨碍了外包公司的扫描进度，罗老师提出这五十几条中凡是已扫描好的，可以按照流程打印给我，这极大地缩短了我的抄录时间，也让我对赣西的小三线建设有了更深的认知。我只在吉安市档案馆待了一天半，把能看到的档案基本都抄录或复印好了，令人遗憾地是没有将小三线建设相关的资料一网打尽。

回到永新后，我又第一时间奔赴永新县档案馆，原以为这次查档可能会比较顺利，没想到还是有不少曲折。档案馆工作人员以“永新县脱贫摘帽到了攻坚期，太忙”为由，建议我过段时间再来。我在想既然档案馆这么忙，我能不能帮他们做些事情，从而换来他们的空闲时间调档，因此我晚上在家整理消化省市档案馆藏资料，白天基本都去县档案馆打杂做事。然而档案馆一次次地让我下次再来，和曾经暑期一样，我选择了坚持一次次地再去。而后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颇为体谅员工的不易，在他们不那么忙的时候，让我能看一些是一些。

年关将近，档案局的工作也开始没有那么忙碌了，档案馆的老师开始实话告诉我，我想查阅的二机厂档案大多比较“敏感”，他们误以为我想看一些设计图纸，这可能会给他带来风险。我随即表示，只看允许看的，并仅供学术研究。

最为幸运的是，那天永新县档案馆的局长回到了工作岗位，他竟然是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也是我高中地理老师的丈夫。我向局长说明，自己是为了学术研究来依法查档的，他表示理解并支持。即便过程是较为曲折的，可能还存在一些误会，但我非常感谢永新县档案馆的老师们，他们严于律己而宽厚待人。相比省市档案馆，这里才是我核心史料的保存地，是永新县档案馆惊人的馆藏支撑起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笔者第三次实地调研的一些感悟

国营九七四厂托儿所变成民房私产、球场成为垃圾堆（笔者摄于2018年2月17日）

同时，我利用周末档案馆不开门的时间，试图去联系一些村民和老职工做访谈。首先，我是回到了我母亲的老家，也是国营九七四厂的选址地，向一些村民请教当时的一些事情。由于我和很多村民是亲戚关系，访谈起来非常顺利，但我也知道，很多老人的记忆不太准确，尤其我想研究职工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往往听到的只是村民的一面之词。所以，我也设法去联系一些老职工，这个过程相对而言较为艰难，因为该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从这里搬迁至几十分公里外的县郊，在随后的破产改制后，很多职工都回到了重庆、上海、南昌等地，所以我很难找到第一代职工，只能找到一些在七八十年代入厂的本地人。在众多亲戚的打听下，我很快联系上曾经一位做过副厂长的老人，去他家拜访时，他不太愿意回忆过往，也不愿介绍其他职工给我认识，只是一直在抱怨该厂倒闭后职工们的生活待遇每况愈下，并希望我能够报道出去。学术伦理在我的脑袋中不断萦绕，我试图帮助他，但又那么地无能为力。

国营九七四厂子弟学校工作计划

国营九七四厂礼堂、电影院外景今昔对比（笔者摄于2018年2月17日）

有一天，我在“掌上永新”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篇名为《难忘五里排》的文章，这是一位曾经上过二机厂子弟学校的员工回忆，五里排就是该厂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初期所在地，里面介绍了很多当时的情况。我迅速留言希望能够联系上作者，没有想到很快就获得了回应，作者还建立了一个8人的微信群，这些都是留言表示怀念五里排的读者，当然只有我一个是希望研究国营九七四厂的。这些群友都是与该厂有联系的人，如曾经的职工、子弟学校老师、附近村民、民工，他们都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子弟学校的史老师写过很多相关的回忆作品，知道我欲研究该厂时，非常高兴并主动地向我讲述了许多曾经的故事，也将他在博客上撰写的相关诗文转发予我，这也给了我很大启发。我看到他博客文字后，心想会不会有其他人也会在博客抒发情感，便立即进行相关检索，果然又联系上了几位老职工，并且看到了很多他们近年聚会的照片，也有一些通讯录，这都极为宝贵。根据通讯录，我备注自己是“二机厂历史研究者”顺利加入了“永新二机人”QQ群，该群有近百位老职工及其家属，这对我接下来的口述访谈提供了极多线索。

在徐师傅和刘师傅的引荐下，我又得以联络到其他籍贯的老职工，这使得我的访谈样本进一步扩大。因此，非常感谢接受我访问并不断帮助我的这些职工和村民！其实从我加入这些QQ群和微信群以来，鲜有群聊时刻，看到最多的是讣告，令人悲恸。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三线建设研究非常紧迫，这是抢救性的学术工程！

国营九七四厂部分职工聚会照片

寒假很快就结束了，回到济南后，我一边准备考研复试，一边开始写毕业论文。在家的时候，我基本整理归纳了国内的三线建设研究情况，所以回到学校后首先是准备写三线建设的研究综述。其实以前已经有不少包括徐有威老师在内的前辈先进写过相关研究综述，当时我觉得好像港澳台地区与国外的研究介绍的不是很多，于是利用学校购买的数据库jstor、Elsevier、springerlink、ProQuest检索了英文的相关研究，我注意到ZouBen和Jingting Fan不仅发表了三线建设研究相关的论文，还将于5月在密歇根大学召开相关的学术讨论。当时我想我对于西方的研究还是很不了解，也许请教一下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线索，我鼓起勇气给Zou Ben老师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在一天内就回复了，并且附上了他最新录用还没上数据库的论文。这是我首次给国外教授写信，获得了极大的鼓励。同时，我也在想，既然英文学界有相关研究，那日文、法文、俄文、韩文学界呢？当时我并不知道如何获取这些信息，我试着在百度搜索了一下“日本有没有类似于知网的数据库？”，果然出现了“百度知道”和“知乎”的页面，里面详细说明了CiNii、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数据库的使用。同理，我继续搜索了“法国、俄国、韩国、德国有没有类似于知网的数据库？”，基本掌握了这些国家常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的使用。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国家竟然都有三线建设相关的研究论著，将这些研究整理出来后，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学术综述。在好友王磊的邀请下，我还以《近三十年国内外三线建设研究述评》投稿参加了第一届兰州大学本科生史学论坛，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冲突而未成行。

由于前期史料搜集较为完备，正文的写作也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在与指导老师王林教授讨论后，我初步确定了题目为《“土”“客”之间：赣西小三线建设研究（1965—1968）——以国营九七四厂为个案的考察》，在章节的安排上，正文准备写四章，即：小三线在赣西：一九六五年前后的地方社会与建设筹划；客从何处来：小三线企业的迁入与发展；土客三线：冲突与合作的多重关系；天降大灾：突发性公共事件与地方小三线。

冥冥之中，江西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也帮助了我研究生复试，因为研究的是军工企业，在面试中国科学院大学历史系科技史专业的时候，所有的面试者中只有我一个是文科生，并且将我录取，面试老师直言是因为我的毕业论文符合科技史的选题。不过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我选择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而我研究的国营九七四厂的母厂就在上海，它也是从上海搬迁至江西山区的。

考研事宜尘埃落定后，我继续在撰写毕业论文，那个时候的写作状态非常好，我现在正在硕士论文的准备阶段，却怎么也回不到当年的亢奋与求知欲。那时候正是毕业季，好朋友们经常约我聚会吃饭，我也没有去，杨洋每次晚饭后都希望我能够一起散步，我也都是表示没有时间，甚至晚饭都常是在图书馆休息区啃面包。那时候虽然得罪了不少老友，但却让我在答辩前夕如愿完成了近10万字的毕业论文，如今回想，是该后悔没有珍惜泉城最后的青春年华呢，还是庆幸给本科学业有个较好的交代呢？

2018年6月，论文完成后，我顺利通过了毕业答辩，其中田海林、王林、刘本森、王德硕、陈静、张登德等老师提出了很多善意而精准的修改意见。当晚，我也在回忆本科期间老师们对自己的帮助。实话说，自入学起我就总是打扰很多老师，虽实行本科导师制，实际上我仿佛在“吃百家饭”，常受教于诸位恩师，甚至古代史和世界史领域的赵树国、尹承、赵文亮、孙超老师都曾关心过我的江西小三线建设研究毕业论文。可想而知，在整个本科求学期间，如果我取得了任何一些微小的进步，都得益于老师们的批评和指教。我曾做过统计，从大二至毕业论文答辩前夕，我竟与王林老师邮件往来60余封，我写过的不管多么幼稚多么差劲的文章，王老师都会仔细批改并鼓励我，关于小三线建设研究的毕业论文，我常在半夜一点发给王老师，清晨7点多就收到老师批改回复。

王林老师论文指导意见选摘

也是在这个时候，邦栋等希望我能够在“麒麟讲坛”给师弟师妹做个“讲座”。这是学院的惯例，每年都会请几个大四毕业生讲一讲。我想我何德何能，只是个不起眼的员工而已。由于我曾经是麒麟学社社长，该活动就是由麒麟学社承办，那年大家都很忙，能请到的人极少，我只能答应。我以《一名地方师范院校历史系员工的反思—兼谈本科生视野下的史学基本功》为主题和师弟师妹们交流。很快讲座的“纪要”出来了，可能里面对我的简介有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我当时所在的bat登录入口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毛锐经理很快联系我，说他的老朋友的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徐有威老师看了这篇纪要，他建议我与徐有威教授取得联系。正是毛老师的引荐，我得以向徐老师请教。徐老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竟然愿意帮助指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本科生，令人感动！

在以后的日子里，徐老师还曾多次指点，甚至将研究团队收集到的动态分享给我。可以说正是在徐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不断激励下，很多年轻员工越来越有激情投入到三线建设的学习与研究中。

笔者关于江西小三线建设研究的获奖证书

本科毕业后，我回到了江西，然后又到上海求学。我并没有放下江西小三线建设研究，我鼓起勇气将论文发给上海的老师批评，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很多老师给予我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论文修改过程中，我也将学位论文拆成单篇论文投给了一些会议接受批评，我陆续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当代史研究中心“社会主义建设：技术工程与制度”学术研讨会（2018年9月15—16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主办“城市的历史人类学”工作坊（2018年11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第十四届青年学术论坛 (2019年5月9日)，以及山东大学第二届中国史研究生论坛(2019 年5月17—19日)，得到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的批评，尤其非常感谢徐有威、王海光、张济顺、科大卫、冯筱才、马军、刘永华、张侃、高明、白红义等老师的修改意见，令我一度有推倒重写的想法。

现在回想，那时候的研究非常幼稚，研究方法也存在问题，甚至完成的本科论文只不过是类似于“新编二机厂志”，或者说这根本谈不上是“学术研究”。但那时候的坚持，一直影响着自己现在和未来的路。

记得我曾在本科毕业论后记写下四年最想说的一句话，现在我同样想用这句话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当你心里埋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当你懈怠某一刻，时间总有一天会教训你。”

作者简介：朱焘，bat登录入口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4级本科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18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

[1]王雨磊：《博士与论文》，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版。

[2]中国汽车工业销售服务公司主编：《中国汽车配件生产企业名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492页。

[3]李明主编：《中国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营销指南》，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审稿人：鲁法军、刘畅